汪毓和与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来源：未知 编辑：中国艺考网
1月5日上午，我接到汪毓和先生的女儿蒲方教授发来的信息：牛老师，我爸昨晚走了，走得很平静……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许久、许久，才把汪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以及十几天前刚刚收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这三部著作排放在书桌上，向汪先生告别，也追思我作为这三部著作的编辑与他合作、交往十几年的师生情谊（我的说法）、老友情谊（他的说法）。当然，更多的是一个专业编辑与一位著名学者之间就“音乐史学研究、音乐史学批评”方面能够平等地进行讨论的学术氛围，有质疑、有探讨、有共识，而这种率直坦言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教学相长。至今很多场景、很多画面，仍记忆犹新。
从历史上看，汪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9年始作为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试用，1964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4年又出版发行了修订版。上述阶段正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件，学术讨论和研究方法都有巨大的改变，汪先生既是亲历者，又是改革者，他与时俱进，从未间断继续收集历史史实资料，又广泛听取来自海内外同行不同的意见，对曾有过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和事件也尽可能给予较为符合客观事实的评价和阐述。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史料的增加，尤其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从唯物主义观点审视历史事件及人物、作品，他总在发现自己著作中客观存在着的不足和缺憾。为此，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的思维和笔耕停不下来。
2002年，他的第二次修订版正式出版发行了。此次，因出版社资深编辑刘玲老师退休，我做了汪先生的责任编辑，但审定工作还是由刘玲老师完成。对此，汪先生在修订说明中写道：“诚挚地向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刘玲同志（她为这本教材前后工作了快20年了）、牛抒真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而当正式出版后我几次再读、再审、再修正时，开始经常和汪先生联系，因为关注历史，除对书稿之中的许多方面不断探讨外，也对书稿之外很多同期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问询他的看法。汪先生此时很善谈、很直率、很轻松，由此让我了解了不少史书外鲜为人知的甚至妙趣横生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险象环生的一些经历。我告诉他我看历史有时很纠结，汪先生告诉我历史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但谈及学术问题他相当严谨，有一次他指着书桌上一大摞图书告诉我，他正在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以了解从不同视角看同样问题的不同认识，让自己更全面、更客观地做出分析，而不至于固守偏颇；他也认为我思维活跃，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并推荐一些他认为值得一读的书目给我，支持我按自己的兴趣去实现读万卷书、而后行万里路的规划。
与汪先生的交流中，我也坦言对第二次修订版从体例到内容上不足部分的意见，汪先生很大度，甚至还具体告诉我音乐界哪些前辈持有更尖锐的意见并把一些复印材料让我看，然后很淡定地说：以前他的著作有很多时代的烙印或政治色彩，但在当时那也是他“真实、客观”的认识，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环境的局限；后来他不断地修订自己过去的著作，也是反映他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反思以后的“真实、客观”的认识，但仍然有局限性；以后还会修订现在的著作，也许是有了更接近史实的“真实、客观”的认识，即使这样，局限性还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所以，多听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只会使自己更清醒、有进步。
直到此时，我对汪先生人品、学品的由衷钦佩最终定位。
2004年，仅仅过去了两年时间，汪先生征求我的意见要进行第三次修订，我立即表示支持并几次对新的框架、结构及新增内容提出讨论意见。对这次书稿的修订，汪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花费不少精力，还收集了史料图片和音像资料，直至2009年才正式出版发行。至此出版之际，中央音乐学院为汪先生80诞辰暨从教60周年也举办了活动，期间就“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进行了研讨，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有几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就是比较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几个版本的不同及其意义。这也让我有些惭愧，一本一本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却很少深入地去做研究，当我向汪先生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汪先生却赞许我是个有眼光、有深度的编辑大家了，我为艺术界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图书，他们都是受益者。这番话让我很受鼓舞。
原来我和汪先生约定，第三次修订版就是最后的版本了，为他画一个句号。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建议汪先生做一下计划写他的回忆录，他的肚子里装着一个资料库、博物馆，应该把学术著作中不可能收进去的历史故事、人物和轶事写出来，让读者感受风云变幻中“真实、客观”而又更加质朴、丰富、生动的“音乐史诗”。
2010年的最后一天，汪先生约我见面，说有事要听听我的意见。当他优雅地掐灭手中的香烟开口时，原来的计划又改变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教授向他提出编写一部实用教学新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虽然他告知要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但我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他已深思熟虑并下决心要做成此事。我沉思良久，最后尊重他的决定，并表示支持他再做一搏，因为近现代音乐史上1949年—2000年是个空白，很不好写，但应该补上。
2011年4月中旬，值作曲家谭小麟（1911—1948）诞辰百年，上海音乐学院邀请汪先生赴沪参加研讨及相关活动。我也参加了，其目的是作为特约编辑要明确知道洛秦教授对书稿的具体要求及落实汪先生回忆录的约稿和出版事宜。洛秦教授作为音乐学家和音乐出版家果然眼光敏锐并要求全面——系统、完整、精练、实用。无疑，这对已经82岁的汪先生极具挑战，但仅在6个月之后，初稿便完成并交付给了出版社。
这一年，汪先生也获得中国音乐界最高荣誉——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他亲自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说他的回忆录要动笔了。
2012年5月30日和6月7日，我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了他的两个部分的文本，他让我看后提出意见。但后来听蒲方教授说，仅隔几天，在汪先生83岁生日那天，他突然病倒了。
我和我的先生去医院看望他，他的生命体征都好，但没有意识。我祈祷着，也许是因为太劳累了，要长长地休息一段时间吧。
但真的得知汪先生离世的消息时，我才深刻意识到：历史从来不缺位，而史书从来不完整，他把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这也许就是一位史学家的命运，汪先生没有留下回忆录，但多给后学者留下一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肯定会有局限，但却是他留下的自己人生最后的“真实、客观”的认识。
后学者应该感谢他，更要有勇气超越他，这是他的愿望啊！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许久、许久，才把汪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以及十几天前刚刚收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这三部著作排放在书桌上，向汪先生告别，也追思我作为这三部著作的编辑与他合作、交往十几年的师生情谊（我的说法）、老友情谊（他的说法）。当然，更多的是一个专业编辑与一位著名学者之间就“音乐史学研究、音乐史学批评”方面能够平等地进行讨论的学术氛围，有质疑、有探讨、有共识，而这种率直坦言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教学相长。至今很多场景、很多画面，仍记忆犹新。
从历史上看，汪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9年始作为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试用，1964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4年又出版发行了修订版。上述阶段正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件，学术讨论和研究方法都有巨大的改变，汪先生既是亲历者，又是改革者，他与时俱进，从未间断继续收集历史史实资料，又广泛听取来自海内外同行不同的意见，对曾有过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和事件也尽可能给予较为符合客观事实的评价和阐述。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史料的增加，尤其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从唯物主义观点审视历史事件及人物、作品，他总在发现自己著作中客观存在着的不足和缺憾。为此，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的思维和笔耕停不下来。
2002年，他的第二次修订版正式出版发行了。此次，因出版社资深编辑刘玲老师退休，我做了汪先生的责任编辑，但审定工作还是由刘玲老师完成。对此，汪先生在修订说明中写道：“诚挚地向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刘玲同志（她为这本教材前后工作了快20年了）、牛抒真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而当正式出版后我几次再读、再审、再修正时，开始经常和汪先生联系，因为关注历史，除对书稿之中的许多方面不断探讨外，也对书稿之外很多同期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问询他的看法。汪先生此时很善谈、很直率、很轻松，由此让我了解了不少史书外鲜为人知的甚至妙趣横生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险象环生的一些经历。我告诉他我看历史有时很纠结，汪先生告诉我历史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但谈及学术问题他相当严谨，有一次他指着书桌上一大摞图书告诉我，他正在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以了解从不同视角看同样问题的不同认识，让自己更全面、更客观地做出分析，而不至于固守偏颇；他也认为我思维活跃，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并推荐一些他认为值得一读的书目给我，支持我按自己的兴趣去实现读万卷书、而后行万里路的规划。
与汪先生的交流中，我也坦言对第二次修订版从体例到内容上不足部分的意见，汪先生很大度，甚至还具体告诉我音乐界哪些前辈持有更尖锐的意见并把一些复印材料让我看，然后很淡定地说：以前他的著作有很多时代的烙印或政治色彩，但在当时那也是他“真实、客观”的认识，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环境的局限；后来他不断地修订自己过去的著作，也是反映他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反思以后的“真实、客观”的认识，但仍然有局限性；以后还会修订现在的著作，也许是有了更接近史实的“真实、客观”的认识，即使这样，局限性还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所以，多听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只会使自己更清醒、有进步。
直到此时，我对汪先生人品、学品的由衷钦佩最终定位。
2004年，仅仅过去了两年时间，汪先生征求我的意见要进行第三次修订，我立即表示支持并几次对新的框架、结构及新增内容提出讨论意见。对这次书稿的修订，汪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花费不少精力，还收集了史料图片和音像资料，直至2009年才正式出版发行。至此出版之际，中央音乐学院为汪先生80诞辰暨从教60周年也举办了活动，期间就“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进行了研讨，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有几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就是比较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几个版本的不同及其意义。这也让我有些惭愧，一本一本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却很少深入地去做研究，当我向汪先生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汪先生却赞许我是个有眼光、有深度的编辑大家了，我为艺术界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图书，他们都是受益者。这番话让我很受鼓舞。
原来我和汪先生约定，第三次修订版就是最后的版本了，为他画一个句号。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建议汪先生做一下计划写他的回忆录，他的肚子里装着一个资料库、博物馆，应该把学术著作中不可能收进去的历史故事、人物和轶事写出来，让读者感受风云变幻中“真实、客观”而又更加质朴、丰富、生动的“音乐史诗”。
2010年的最后一天，汪先生约我见面，说有事要听听我的意见。当他优雅地掐灭手中的香烟开口时，原来的计划又改变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教授向他提出编写一部实用教学新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虽然他告知要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但我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他已深思熟虑并下决心要做成此事。我沉思良久，最后尊重他的决定，并表示支持他再做一搏，因为近现代音乐史上1949年—2000年是个空白，很不好写，但应该补上。
2011年4月中旬，值作曲家谭小麟（1911—1948）诞辰百年，上海音乐学院邀请汪先生赴沪参加研讨及相关活动。我也参加了，其目的是作为特约编辑要明确知道洛秦教授对书稿的具体要求及落实汪先生回忆录的约稿和出版事宜。洛秦教授作为音乐学家和音乐出版家果然眼光敏锐并要求全面——系统、完整、精练、实用。无疑，这对已经82岁的汪先生极具挑战，但仅在6个月之后，初稿便完成并交付给了出版社。
这一年，汪先生也获得中国音乐界最高荣誉——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他亲自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说他的回忆录要动笔了。
2012年5月30日和6月7日，我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了他的两个部分的文本，他让我看后提出意见。但后来听蒲方教授说，仅隔几天，在汪先生83岁生日那天，他突然病倒了。
我和我的先生去医院看望他，他的生命体征都好，但没有意识。我祈祷着，也许是因为太劳累了，要长长地休息一段时间吧。
但真的得知汪先生离世的消息时，我才深刻意识到：历史从来不缺位，而史书从来不完整，他把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这也许就是一位史学家的命运，汪先生没有留下回忆录，但多给后学者留下一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肯定会有局限，但却是他留下的自己人生最后的“真实、客观”的认识。
后学者应该感谢他，更要有勇气超越他，这是他的愿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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